第50章:静溃之二(1/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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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一点的实验楼,泡面味与消毒水味在走廊里交织,像一层挥之不去的薄膜。林舟揉着发酸的后颈,盯着96孔板里闪烁的微光,指尖已经被移液枪磨出了浅浅的茧子。他的硕士师妹苏晓雨趴在桌上,头发凌乱地遮住脸,手里还攥着未完成的实验记录,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数据表格,右下角的时间跳成了01:27。

“小舟哥,我眼睛快睁不开了。”苏晓雨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,她抬起头,眼底布满红血丝,“这已经是这周第七个通宵了,我昨天去医院查,医生说我有甲状腺结节,让少熬夜。”

林舟递过去一瓶温牛奶,目光落在她桌角的研究生津贴条上——每月600元,孤零零的数字像一记耳光。“老板说下周要交横向课题的中期数据,只能熬着。”他压低声音,怕惊醒隔壁办公室里还在改标书的张慎行,“师哥去年毕业前,查出重度脂肪肝和腰椎间盘突出,答辩时掏了张按满红手印的请假条,想求每周休息一天,结果老板说他吃不了苦。”

苏晓雨苦笑一声,撕开一包速溶咖啡往嘴里倒:“我妈昨天打电话,问我读研是不是很轻松,能跟着教授做学问。她不知道,我现在就是个免费劳动力,没有社保,没有加班费,连法定节假日都在赶实验。”她打开手机,翻出师门群里的聊天记录,师姐的消息还停留在上周:“忍一忍就过去了,哪个实验室不熬夜?”

这话像一句魔咒,在历届学生中代代相传。林舟想起自己刚入学时,师兄也是这么安慰他的。那时他还抱着对学术的憧憬,觉得熬夜做实验是探索真理的必经之路,直到亲眼看见同实验室的博士生李然,因为连续三个月每天工作超过14小时,在离心机旁晕倒,送医后查出急性心肌炎。出院那天,李然收拾东西准备退学,张慎行只是淡淡地说:“现在年轻人心理素质太差,一点压力都承受不住。”

凌晨三点,实验楼的灯光依旧亮如白昼。林舟看着走廊里排成长队的96孔板,像一条流淌着微光的河,河水里漂浮着无数年轻人被透支的青春。他突然明白,这座象牙塔里,早已建起了一座座灯火通明的“富士康”,学生们被打伤“劳动力”的条形码,研究生名额是“指标”,博士招生是“项目”,学术理想在无休止的加班中,被悄悄调包成了“毕业”二字。

清晨六点,林舟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实验楼,撞见了正要去行政楼的陈铭。青年教师眼下的乌青比上次更重,衬衫皱巴巴的,手里抱着一摞厚厚的申报材料,其中一本《学术绩效评价指南》的封面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。

“陈老师,您这是要去交什么材料?”林舟打招呼时,注意到陈铭手里还攥着一张体检报告。

“申报‘**险探索基金’。”陈铭的声音带着沙哑,他把体检报告塞进文件夹,“昨天体检,查出胃息肉,医生让尽快手术,可基金申报截止日期就在今天。”他苦笑一声,指着申报材料上的“绩效指标”栏,“你看,这里要求两年内发表3篇SCI一区论文,否则就算考核不合格。现在的高校就是个绩效社会,我们都是自己的‘企业家’,论文是‘产品’,影响因子是‘股价’,引用率是‘市场份额’。”

林舟想起张慎行上周在实验室开会时说的话:“别去啃那些冷门课题,周期长、风险高,发不了高分论文。现在大家都做AI、肿流方向,像股民追涨停板,这才是明智之选。”那时陈铭反驳说,他想研究一种濒危植物的基因保护,虽然影响因子低,但有重要的生态价值,结果被张慎行打断:“没有高影响因子,你连‘非升即走’的考核都过不了,谈什么学术理想?”

“我读博时的导师,花了五年时间研究一个古生物猜想,虽然只发了一篇中文综述,但解决了领域内的一个难题。”陈铭望着远处的图书馆,眼神里满是向往,“可现在没人愿意做这种事了。评价体系只看量化指标,影响因子成了指挥棒,大家都在追求‘短平快’,没人愿意做重复实验,没人愿意啃硬骨头,因为这些都‘不划算’。”

他掏出手机,翻出一条学术新闻给林舟看:某高校一位教授,一年发表了12篇SCI论文,平均每月一篇,可其中10篇都是跟风热点的“灌水”之后,核心数据毫无创新。“绩效社会最残酷的地方,就是让失败者自责。”陈铭的声音低沉下来,“你发不了高分论文,不是评价体系有问题,而是你不够努力;你申不到基金,不是评审不公,而是你的‘本子’不够漂亮。我们都在被系统规训,既是受害者,也是加害者。”

林舟突然想起前几天和师哥的对话。师哥为了毕业,曾犹豫要不要花钱买一篇5分区的论文,中介给他发的价目表上,3分期刊2万元,5分期刊5万元,包括再加30%风险金。师哥说他鄙视造假,可导师的要求是“无SCI不得毕业”,而实验室的仪器排队到明年。那时林舟还劝师哥再等等,可现在他才明白,在这套绩效至上的体系里,造假有时成了一种“理性选择”,一种无奈的自我异化。

上午十点,林舟去图书馆查资料,意外撞见了正在整理书籍的李建明老教授。老教授面前摆着一摞旧期刊,其中一本1995年的《学术研究》上,刊登着陈铭导师的论文,标题是《论知识的公共性》。

“小林啊,你看看这篇论文,”老教授感慨地说道,“当年陈老师可是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,亲自去做田野调查啊!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,历经千辛万苦,才最终写出了这三万字的论文。”说着,老教授用手指了指论文末尾的参考文献,仿佛那上面的每一行字都承载着陈老师的心血。

“那时候可不像现在,”老教授继续说道,“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影响因子这个说法,大家评价一篇论文的好坏,完全是看它的学术价值。学者们做研究,纯粹是为了探索真理,而不是为了什么绩效或者其他的东西。”

林舟好奇地翻开了那本期刊,一眼就看到了论文的署名——只有陈铭导师一个人的名字。他接着往下看,在引言部分,陈铭导师写道:“学术的真谛,在于对未知的敬畏与探索,而非对指标的迎合。”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,击中了林舟的内心。

林舟突然想起,在陈铭导师的办公室里,书架上也摆放着这本期刊。那本期刊的扉页上,有陈铭导师亲手题写的四个字——“守心致远”。然而,如今这四个字已经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,仿佛它们也在默默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。

“现在可真是不一样了啊。”老教授无奈地叹了口气,“昨天我去参加系里的学术会议,那些年轻的教师们讨论的话题,根本就不是研究本身,而是怎么去蹭热点、怎么提高引用率、怎么申请更多的‘帽子’。学术研究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行为,而不再是对真理的追求。”有个刚留校的博士告诉我,他一年要写八份标书,改十几次申报材料,根本没时间静下心看文献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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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说着,图书馆的电视里播放着一则新闻:某企业与高校合作,引进一位“杰青”人才,企业获得了巨额税收减免,高校拿到了科研经费,双方皆大欢喜。老教授摇摇头:“你看,这就是全民共谋。企业爱‘帽子’,因为能换来减税;媒体爱‘影响因子’,因为能换来10万+;学生爱‘985’,因为能换来起薪翻倍;家长爱‘双一流’,因为能换来面子光鲜。我们一边痛骂‘唯论文’,一边在简历里写‘发表SCI5篇’;一边嘲笑‘学阀’,一边考研时拼命打听‘导师是谁’。”

林舟想起自己考研时,父母反复叮嘱他一定要选一位有“帽子”的导师,说这样毕业后好找工作。他也确实这么做了,报名前特意打听了张慎行的学术头衔和项目经费。那时他觉得这事“理性选择”,现在才明白,自己也是这场系统溃败的共谋者。

新闻播完后,电视里开始播放高校招聘广告,某“双一流”大学的招聘要求里明确写着:“近三年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论文3篇以上,有国家级项目者优先。”林舟看着屏幕上的文字,突然想起陈铭说的话:“系统之所以坚固,是因为它满足了所有人的短期利益。校长要排名,处长要绩效,老师要经费,学生要文凭,大家都在搭便车,没人愿意下车,最后列车只能驶向深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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