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章 忠臣误国、奸臣保国在历史上并不罕见（2/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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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人讲理想很动听，但遇事不会权衡、执行力不足、政策脱离现实。他们要求皇帝事无巨细、清正廉洁，却不给出任何可操作路径；他们抨击权臣专权，却无法提供稳定的替代方案。他们攻击现实的污点，却无力搭建一个能运转的制度。

这类人以“忠”的姿态行“空”的政治，其实是风险最高的政治角色。他们制造冲突，却无法解决矛盾；他们打破格局，却无法建立新秩序。他们不是坏人，但也绝非有益的“制度建设者”。

国家最怕的，就是这种“忠诚又无能”的好人。

忠诚不是专业，治理靠能力。国家治理，不是比谁忠心，而是比谁懂运营、能落实、有手段。

忠臣误国的根本原因，不是忠心太过，而是能力不足、方法错误、路径失当。治国如治病，忠诚的医生不会治也会害人；奸诈的医生，如果能对症下药，也可能救命。

现实中，很多忠臣一味强调“国家大义”“仁政道统”，却对财政、兵制、法务一窍不通。他们的忠诚无法转化为治理能力，也就无法解决国家真正的问题，反而成为问题本身的一部分。

治理不是喊口号，更不是表忠心。一个人如果不能将忠诚转化为制度能力，那他的忠就会成为一种政治负担，甚至成为破坏力的来源。

奸臣有时反而能推动现实进步。“奸臣保国”，听上去像个悖论，但它背后往往藏着现实的妥协与进步。

那些被骂作奸臣的人，很多是在体制泥潭中拼命推动改革。他们可能排斥清流、打击士族、结党营私，但他们也可能是财政整顿的执行者、兵权整合的操盘手、官僚体系的改革者。他们为了成事，不得不压制反对派、不择手段、不讲名节。

他们之所以被骂，是因为他们得罪了既得利益；他们之所以能保国，是因为他们牺牲了表面道德、保住了国家系统的基本运作。

他们不是清官，但也不是亡国之臣。他们是复杂制度博弈中的胜出者，是“不讲道德只讲成效”的操作派。他们活在骂名中，却可能留下了稳定的制度遗产。

在一个崩坏的体制中，真正想干实事的人，往往不得不“以奸臣之姿达忠臣之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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