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流沙藏玉：神农识参记》下卷（1/1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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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流沙藏玉：神农识参记》（下卷）

下卷·参脉绵延

第五回 本草立典传千载 经方初成治燥疴

东汉年间，《神农本草经》问世，开篇即载：“沙参，味苦，微寒。主血积，惊气，除寒热，补中，益肺气。”寥寥数语，承神农之识，定沙参“补中益肺”之基。时任长沙太守张仲景，感于乱世疫疾频发，尤以“燥邪伤肺”为甚，遂将沙参纳入经方，创“沙参麦冬汤”雏形，救治无数病患。

一日，南阳有户人家，三子皆患“秋燥”：长子干咳无痰，夜间咳甚；次子口干唇裂，饮水不解；幼子大便干结，如羊屎状。张仲景诊之，见三人舌红少苔，脉细数，叹曰：“秋属金，燥气当令，肺津被耗，累及大肠（肺与大肠相表里），此乃‘燥从上受，先伤肺津’也。”遂处以沙参五钱为君，配伍麦冬（润肺）、玉竹（生津）、生地黄（滋阴），水煎服。三日之后，长子咳止，次子唇润，幼子便通，全家叩首谢恩。

仲景在《金匮要略》中补注：“沙参得麦冬，则润上焦；得地黄，则滋下焦，此‘金水相生’之理。”其弟子卫汛记录此事于《颅囟经》，特别注明：“沙参入药，当取秋收之根，去粗皮，蒸后晒干，其性更纯，不伤脾胃。”——此为沙参炮制工艺的最早记载，暗含“蒸制减其寒性”的智慧，呼应神农“知其短而制之”的思想。

魏晋时期，陶弘景着《本草经集注》，增“沙参生河内川谷及冤句、般阳”（今河南、山东一带），首次明确其道地产区，并记“形似人参而小，色白，故俗称‘白参’，但力不及人参，然润肺之功过之”，点出沙参与人参的异同：人参甘温补气，沙参甘凉滋阴，一温一凉，一补一润，恰合阴阳互补之理。

第六回 南北分化辨品性 方志初载道地情

唐代贞观年间，药学家苏敬奉旨修《新修本草》，亲赴各地考察药材。至江南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，见当地沙参茎叶较北方粗壮，根呈圆锥形，断面裂隙较浅，味甘而少苦；而河北河间的沙参，根细长，断面裂隙深如蜂窝，苦味稍显，清凉感更着。苏敬叹曰：“水土异则性殊，江南湿热，沙参性偏平和；北方燥寒，沙参性偏清润，此‘一方水土养一方药’也。”

自此，沙参渐有“南沙参”“北沙参”之分：南沙参主产于长江流域，属桔梗科，性较缓，兼能化痰；北沙参主产于黄河流域，属伞形科，性较凉，专于润燥。这种分化，被宋代《本草图经》详细记载：“沙参有二种，北地者根坚，南地者根柔，皆可入药，视病之燥润择用。”

山东《河间府志》载，当地药农遵循“春种秋收”之法：清明后（土气升发）播种，幼苗期需遮阴防燥（仿流沙背阴之境），秋分后（金气最盛）采挖，“以竹刀刮皮，曝于日下，夜露于庭，三曝三露，至根心透白”。每遇“庚子年”（大运属金，司天为阳明燥金），沙参产量高、品质佳，药农谓之“应天之气而盛”，暗合五运六气之理。

南宋绍兴年间，临安（今杭州）瘟疫流行，患者多表现为高热后干咳、痰中带血、口渴引饮（温病后期，邪热伤津）。名医陈言以“南沙参配玄参、丹皮”组方，清热凉血与滋阴润燥并举，活人无数。其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记：“温病后期，余邪未净，肺阴已伤，非沙参不能救其燥，非玄参不能清其热，二药相须，如金得水润，火自平息。”

第七回 金元医家拓新境 七情配伍显精微

金元四大家崛起，对沙参的应用更趋精深。李东垣倡“脾胃为后天之本”，认为“肺燥多由脾虚不能生津上输”，故用沙参时常配伍白术、山药（健脾益气），使“土能生金”，润燥而不伤脾。其弟子罗天益曾治一老妇，久咳不止，伴食少腹胀，用南沙参三钱、白术五钱、炙甘草二钱，服十剂后，咳减食增，叹曰：“沙参得白术，如泉得源，润而不滞，此‘相使’之妙也。”

朱丹溪专擅滋阴，提出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”，将北沙参用于阴虚火旺之证。有富家子纵欲过度，出现干咳、盗汗、遗精（肺肾阴虚），丹溪处以北沙参、知母、黄柏（滋阴降火），并嘱“忌辛辣、远房帏”。月余后，诸症皆消。其《格致余论》记：“沙参补肺阴，知母清肾火，金水相滋，则虚火自降，此非独治肺，乃肺肾同治也。”

明代李时珍遍历山川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补全沙参图谱，详记南北沙参形态差异：“北沙参根如笔管，色白，味甘苦；南沙参根如胡萝卜，色黄，味甘淡。”并收录民间验方：“治小儿口疮（心脾积热，上熏于口），取鲜沙参捣汁，调蜂蜜涂之，三日即愈。”——此用法源于“肺开窍于鼻，喉为肺之门户”，借沙参清肺热而润黏膜，体现“上病下取”的巧思。

清代《本草从新》作者吴仪洛，结合临床经验，强调沙参“反藜芦”（七情中的“相反”）：“沙参甘凉补阴，藜芦苦寒催吐，二者相背，同用则伤肺气，切记避之。”这一警示，源于民间医案：有庸医误将沙参与藜芦同用，导致患者呕吐不止，气阴大伤，后经“人参、麦冬”救补方得愈，此为“相反”之戒，至今仍载于药典。